改革现行民事诉讼模式

学者们对于改革现行民事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迈进有着基本的共识，“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转换首先必须建立起体现当事人主导理念，并规制整个诉讼结构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约束性的辩论原则和真正体现当事人权利处分自由的处分原则。” 当然学者们也考虑到这种转换的现实国情制约，“由于我国强职权主义生存的历史文化因素很难改变，法院实行强职权主义的行为惯性很难减弱，：故应强调和注重当事人主义，这是一种法乎其上得乎其中的策略，从最终的实际目标来讲，绝不会是英美式的当事人主义，充其量只是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社会历史领域： “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于是，哲学被从自然界和历史中驱逐出去了，终结了。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的探讨无论对于民事诉讼法的制度完善，还是对于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转换问题关系到民事诉讼法的整体精神和品质，是一个对未来民事诉讼法进行制度重塑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对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探讨推动了学者们对民事诉讼宏观问题多视角的深入思考，也推动了我国学者进一步对民事诉讼基本结构和民事诉讼契约等课题的研究。证明责任的双重含义说证明责任(举证责任)被称为是“整个民事诉讼的脊椎”，可见其已经超越民事证据制度而在民事诉讼制度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自从清末从日本引入“举证责任”这一概念之后，我国学者就一直是在提供证据的意义上使用，特别是苏联学者对举证责任的理解也仅限于提供证据的意义，再加上“举证”的汉语表述与“提供证据”的同义性，因此从行为意义界定证明责任的观念一直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而大陆法系证明责任理论的最新发展未能得到我们的关注。